岳父岳母从北京打电话回来问妻子：“想买些什么东西回来吗？”

    妻子张口就来:“全聚德的烤鸭。”妻子用眼光问我时，我笑着对她摇摇头，表示没有。

    坐下来点燃一根烟时我却由此想起我的心事。我没有去过北京，但每次有身边的人去北京时，我总是想到一个地方，总是想拜托别人帮我去瞻仰“他”，但又觉得不够如意，想要亲自去看看“他”，和“他”进行心灵的对话。“他”就是活在我心中的明朝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于谦，北京那个我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位于东单西裱褙胡同的于谦祠。

    明朝英宗年间（1449），瓦剌（西北蒙古族）首领也先因为对宦官王振的不满，进而产生和明朝政府的矛盾，就率领大军入侵，直逼大同。王振便说服英宗御驾亲征。英宗毫无作战经验，在土木堡一役中，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杀死，英宗跟其他人则被也先俘虏。喜欢亲近小人的英宗，终于尝到了苦头，自己也成为人质。

    当时因进谏不成而被留在京城的于谦，面对不利的战争形势和可能出现的复杂社会政治形势，果断的拥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迅速的使社会形势安定下来，避免了因帝位之争而出现的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动荡的社会形势；于谦提出“君为轻”的口号，断然拒绝敌人的一切无理要求，粉碎了也先想利用英宗的阴谋，坚定了将士抗战决心，在他的杰出领导下，军民同仇敌忾地奋勇杀敌，击败了也先，迫使其送回英宗，保卫京师的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于谦用自己智慧和能力力挽狂澜，避免了一场生灵涂炭的浩劫。然而成功挽救国家和人民的于谦此时却陷入了一场新的危机当中，新的矛盾出现了。于谦当时既以主张拥立新君，坚决抗战，为英宗所深恨；又以不赞成“易储”（将英宗之子易为景帝之子），为景帝所不满。面对英宗一方的怨恨、景帝一方的猜疑、臣民们的误解，于谦的处境非常不安，朝廷的政治、社会也危机四伏，这局势持续了六年直到景帝病逝终于转化为不详，二帝争权夺位，在景泰八年(1457)发生的“夺门之变”中，于谦被奸臣诬陷“意欲迎外藩入继大统”，被捕入狱后英宗以"谋逆罪"杀之，于谦成了封建皇权专制主义制度下的牺牲品，一个在那个封建社会里固有的结局出现了。

    从“土木之变”到拥立景帝再到主张不易储，从当时危机四伏和矛盾重重的社会形势剖析，于谦的所作所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外交上都是极具智慧和高明的，都是化解危机、解决矛盾、平衡各方利益的一系列好主张和好策略，从中也让人们看到其正直、勇敢、善良、忠义的高贵的品德。正是于谦的高贵品德和高深的政治智慧，对当时将要灭亡的明朝起了挽救作用，对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和我国北方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也正是这种高贵品德和政治上的卓识远见，使其灭亡于当时的那个环境。

    凭于谦的聪明和智慧，他不可能没有预测到这种结果，然而他明而为之，为什么？他的借物明志的《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和对文天祥的赞词：“千古英雄共一心，丹心报国是男儿。”说明了一切。

    由于谦，我想到了另两位民族忠良——张学良和杨虎城。明知“抓蒋放蒋”意味着什么，但仍义无反顾，顾民族大义而舍个人安危。

    前日一位挚友和我说起他在单位中的一些委屈，我将战国时期秦相吕不韦的一句名言送他——“小忠，大忠之贼也！”，并将于谦、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们三人的故事讲析给他听。我无法帮忙具体，只有拿“忠良”送他。

    和妻子谈论起未来孩子的教育时，不由得说起了“他们”。妻说：“虽然他们是民族的功臣、国家的基石、社会的栋梁，但自古忠良之臣无好下场，我不想我们的孩子象他们。”我无语。从于谦到张学良又到如今我的那个挚友，历史走到了现在，依然无法改变吗？是社会的问题还是个人的问题？个人的问题终究也是社会的问题，社会如果无法建立真正的民主，人民无法对社会付予的权力进行有效的制衡和监督，那么专制就可以继续生存，拥有权力者就永远处于社会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总是站在“对”的一方，而威胁到他们牢牢把握权力的人总是处在“错”的一方，甚至失去自己的生命（谁拥有权力者谁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民无法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就无法建设文明的社会，没有文明就无法对付专制和野蛮，而权力就成了专制和野蛮的屠刀，社会也就无法保障惩恶扬善，那些民族的功臣、国家的基石、社会的栋梁往往就只能牺牲在危机和矛盾中。

    社会无法保障孩子却需要孩子做出牺牲时，母亲不让孩子牺牲，孩子如何选择？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做为父亲，我如何教孩子选择？我会对孩子说：“忠善可以不死，热血可以千秋！”

    但说后父亲依然泪眼婆娑，辗转反侧，心如刀割……

    我很想去北京的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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