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当前经济情况总体是好的，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会议同时指出，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特别是结构性矛盾突出，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这三大问题何以成为中国经济的顽疾，久拖至今、屡治不愈？对此应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够真正破解？下一步调控怎么走？本刊摘编有关专家的解读。　　

    三大问题：数字里面看信号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这三大问题一直考验着中国经济。一系列数字，频频释放出警示信号。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

　　◆数字：今年1～5月,全国新开工项目6.7万个,同比增加1.1万个;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2.6万亿元,同比增长23.6%；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5万亿元，同比增长30.3%。

　　◆解读：张立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认为，尽管目前的投资增长有其合理性，但也正由于投资增长水平已经很高，且推动力仍很强，稍不谨慎，就有可能出现过热。

　　从数字上来看，目前投资增速比较高，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对饱和。而投资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问题，很容易导致投资增长进一步加快，并超出经济社会的承受能力，从而引起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导致资源环境方面问题的加剧。这种状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加剧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加剧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加大金融风险，增加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影响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

    ——货币信贷投放过多。

　　◆数字：今年1～5月，新增贷款1.8万亿元，占央行全年目标的70%以上，同比增长80%以上。5月份广义货币供应量Ｍ2增速超过19％，超过央行年初16%的增长目标。前5个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1.78万亿元，同比多增7939亿元。

　　◆解读：祝宝良（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首席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此次固定资产投资超过30％增幅的背后，有信贷过快增长的强力支撑。

    中央一直通过严把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的办法控制固定资产的过快增长。但总的来说，信贷控制的效果并不理想，再加上一些新的背景因素——当前中国银行体系增加流动性的因素仍然较多，商业银行通过贷款扩张增加盈利的动机较强，各地上项目扩大投资的积极性也较高，以致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的问题在今年再次抬头。

　　虽然当前消费物价指数还比较低，但如果货币信贷继续加快增长，可能有刺激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风险。因此有必要在继续坚持总体稳健政策取向的同时，适度加大货币政策调控的力度。

     ——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

　　◆数字：经初步核实，今年一季度GDP比上年同期增长10.3%；而5月份，原煤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12.9%，铁矿石产量则增长38%。

　　◆解读：李万茂（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副司长）说，根据“十一五”规划纲要，5年内单位GDP能耗要降低20%左右，今年要降低4%左右。但就最新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能源生产和消费增长速度均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实现全年节能目标面临很大压力。发改委密集调研GDP能耗将成下一步调控重点

　　当前资源能源等要素市场发展滞后，没有体现“完全成本”。比如煤炭，现在其实只体现了投资开矿和雇工挖煤的成本，煤炭资源没有算钱，对环境生态的破坏也基本上没有算钱，给当地老百姓的补偿不到位，政府今后对挖煤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支出也没有算进去。这样，资源很便宜，大家都不心疼，敞着口子用。

　　如果按现在的能源利用效率和资源消耗水平继续下去，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目标，资源将难以支撑，环境将不堪重负。特别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占有资源较少，正处在“新四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资源需求上升的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因此，突破资源能源瓶颈不容乐观。

    多种因素支撑了经济升温

　　张立群：支撑我国经济升温的因素很多，其中消费需求持续旺盛，消费结构升级步伐较快，是拉动新一轮经济较快增长的源头性因素。综合看，拉动新一轮经济较快增长的主导产业——如汽车、房地产、电子信息产业，在居民住、行等方面需求扩大的拉动下，都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这是推动经济升温的重要因素。另外，由于货币供给比较宽裕，资金价格仍然较低，在以上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加快，这是支撑经济升温的另一类重要因素。

　　谈到投资持续保持高增速的原因时，张立群认为，当前的投资高增长，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伴生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看，投资高增长有其合理一面。但是，投资机制的问题可能导致投资增长的不稳定。我国投资增长是依靠市场和政府共同推动的模式，但这两方面的投资机制和行为都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市场方面，由于土地、能源和其他紧缺资源、资金难以通过市场价格变化反映其稀缺程度，也难以形成相应的替代、节约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就助长了资源、资金需求的快速扩张。政府方面，对竞争性领域投资介入过多，而财税体制问题也促使地方政府热衷于上建设项目，参与地方各类投资活动。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问题相结合，就形成了不计成本、不顾风险、不惜资源和环境代价的行政主导投资热，集中在城市发展和建设方面表现出来，控制难度大。

     祝宝良：今年投资增长加快的重要原因是土地供应和银行信贷调控措施执行的力度不够，反映出来的结果就是土地开发面积和银行贷款增长过快。严把土地闸门应该是最有效的调控方式，因为所有的投资项目都要落地，但实际情况做得不好，没有管住。另外，我们的外汇储备增长过快，而央行的调控手段有限，不能深度冻结货币供应量，而各家商业银行又有放贷压力，这也是投资增长加快的重要原因。

　　李万茂：投资带动战略、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政府换届以及地区之间相互攀比是推动当前投资增长的重要原因。另外，投资快速增长有惯性作用，从2003年开始的这一轮投资增长需要一个过程才能稳定下来，目前还处在高增长惯性作用的延续阶段。国内贷款增速加快，也推动了投资的增长。市场也日渐成为推动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

    调控需要找准着力点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进一步落实中央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主要用经济手段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坚持“突出重点、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适度微调”。

　　张立群：既要保持必要的投资增长率，又要时刻防止由体制机制问题导致的投资过热苗头，这表明新时期投资调控的难度相当大。与GDP增长率10%相适应的投资增长率应保持在25%左右，因此不宜把调控目标定得过低。克服困难，努力将投资增长稳定在这一水平上，是投资调控的重要目标。

　　李万茂：总体说来，不宜采取震动性的调控方式，还是要以市场调控手段为主。具体而言，首先要切实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在投资领域真正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尽量减少各类体制性因素对于投资的影响，特别是在目前投资增长过快的地区和省份。其次，要改革干部考核体制和国民经济指导性计划制度。另外，可以考虑在少数严重过热行业启动投资方向调节税，借以起到政策导向和示范作用。最后，就是要严格控制住土地和信贷这两个闸门。

　　张立群：我们还需要考虑在全面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如何保持我们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如何有效地实现货币调控目标的问题，应该说货币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

　　祝宝良：央行应有所作为，应进一步提高基准利率，抑制货币供应的过快增长。央行已经将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了0.5个百分点，还可以考虑进一步上调。另外，建议进一步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进一步加强中长期贷款规模控制。此外，央行也可以考虑发行定向票据的方式，以对冲过大的外汇储备。

　　目前，中央采取的调控措施已经出台，效果将会逐步显现，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要深化改革，坚定不移地把改革推进下去，包括金融外汇制度的改革，要素市场的改革，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以此来建立一种制度和规则，来规范我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各种行为，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的平稳有序增长。

                                黄玲青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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